目前我国进入矛盾叠加、风险凸显的时期，现实中的风险、矛盾必然会在网络中呈现出来，但却并不是镜像式的直观呈现，而是经过了媒介的加工。技术变革改变了舆论的生成与传播方式，传播主体、传播手段、传播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，网络社会与风险社会的重合又进一步重构了舆论生态。网络舆论需要引导，但引导的理念、方式都应该适应现实的变化。网络空间具有开放性、平等性、互动性、去中心化等“天然”特性，与其相应的舆论引导应该是“治理式”的，以技术变革为契机推动理念的创新，构建新的舆论引导机制，这是发挥网络正面效应、提升舆论引导力的关键。

“治理式”引导与“灌输式”“管控式”“垂直性”引导相对，是与网络时代相适应的舆论规正方式。信息技术架构的网络空间将民众表达诉求、参与公共生活的需求激活，开放性、水平性、多中心、互动式的传播格局已经形成，垂直性、单中心、单方向的传播方式已经难以适应这种变化，因此迫切需要构建新的社会机制。如果开放性、水平性、多元性、互动性仅仅停留在工具层面，而治理理念、体制机制没有相应的革新，网络媒介的正面效应就难以发挥。网络媒介的技术属性与多中心治理理念有着天然的亲和性，在从管理走向治理的过程中，舆论引导同样需要摆脱旧有的管理模式，更新理念、明确方向、创新方法，构建“治理式”舆论引导机制，实现内涵式提升。

树立舆论共同体理念

网络舆论是舆论共同体（政府、媒体、民众）围绕公共事件（议题）而形成的意见或态度，它不是脱离人的外在之物，而是舆论共同体相互作用的结果。舆论的形成及影响是社会性的，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应该以社会性方式加以解决，没有民众的参与，舆论引导不可能真正走向理性。舆论的失真变异并非哪一方造成的，而是舆论共同体共同的问题，不能将社会分工带来的差异变异为上下之别，不能将特定角色孤立于共同体之外，自我治理与相互监督是舆论共同体的共同责任。舆论失真变异，其原因不是没有是非曲直，而是在共同关注的事件之上附着了私利、情绪、先入之见和预设立场，正是因为存在这些主观意欲，舆论与实情才会脱节。网络舆论的引导，其本质是发挥舆论共同体的作用，消除主观蔽障，彰显本来的是非曲直。

从主客体管制走向主体间共治

舆论引导的本质是多元主体共同引导舆论，而不是主体（引导者）对客体（被引导者）的管制。将网络舆论视为民众对政府的抗争，舆论引导被看成是政府对民众意见和态度的矫正，这种将舆论共同体一分为二的思维逻辑完全背离了治理的本质。网络舆论是多元主体围绕特定社会事项相互作用的结果，其形成是主体间性的，对其进行引导同样需要主体间共治，只有共同引导、治理舆论的问题，而没有操纵、驾驭、控制的问题，不存在一个只能引导而不能被引导的主体，也不存在只能被引导而不能引导的客体。在网络时代，舆论并不一定反映实情，需要对其进行引导，但引导不是管控，不是预先定调，不是一部分人以先入之见、特殊利益去“矫正”另一部分人的意见、态度，而是形成基于事理的共识。主体之间在追求真相和公道的基础上相互引导，舆论才能回归正常。

变单向传播为互动沟通

网络媒介的出现提升了民众的话语权，造就了一个水平式、开放的交流环境，垂直性、独白式的单向传播模式在网络时代已经难以发挥作用，因此迫切需要为技术上的平等性、交互性赋予 实质性内涵，实现多维度、全方位的互动与沟通。互动沟通的本质在于通，在于发现各种意见背后的问题，从而做出合理的修正。话语沟通的有效性并不是因为话语自身具备理性，也不是因为交往本身蕴含着真理，而是因为话语沟通是与人的理性和良知联系在一起的。真相、公道与公开、理性沟通的舆论氛围相应，而谣言、流言以及情绪的鼓噪却只能在封闭的环境下盛行。在公开、理性沟通的舆论氛围中，各种偏私的观点、歪曲事实的言论、过激的意见就会被看得清清楚楚，不能继续蒙蔽人。拓宽互动渠道，构建良好的沟通环境，让每个主体充分表达意见，就能够形成基于真相和公道的公共舆论。

注重疏通壅塞，摒弃堵截式导引

引导的本义是疏通河流的壅塞，使之通畅无阻，后引申到舆论的治理。河流的壅塞不除，则水患不止，舆论的壅塞不疏通，则人情不通。治理水患要顺应水土之性，舆论引导需要顺应人性。相信人的良知和理性，顺流、顺性而导，则道义通流。舆论脱离实情，是因为共通之性、本有之明被外物所障蔽，去除附着在事件（议题）上的先入之见、私利、私意、情绪，舆论就能回到正确的轨道之上。舆论引导不是围追堵截，不是为舆论划定界限，不是将舆论导引至特定的地方，而是还公共事件本来面目。在公共事件上的意见差异和对立，其实类似于河流的淤堵，事件之上被附着了主观蔽障，所以是非曲直不能显现，若清理这些障碍，真相和公道就能够彰显。

（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）

来源：《社会学报》总第1725期3版